“文昌”仅仅只是三垣二十八宿之一，其虽象征文学，但并非人格神祇。
科举考试虽始于隋，然至宋代方成为士人求官最为重要的途径，也因之求取功名的各地学子们，为了在激烈的竞争当中脱颖而出，莫不在自身努力读书之外，祈求原乡各种神明的帮助。
在北宋时，文昌帝君转化为保佑四川地区学子，考试顺利的神祇。
南宋时，文昌帝君被认为较灵验，而取代了其它地方科举之神，成为各地学子，共同信仰的保佑科举顺利之神祇。阅书斋
后来因其灵验、神妙的力量，在士人心中信仰已久，文昌庙遂遍及全中国。
在明末的时候，文昌庙更是代表着功名利禄，升官发财。
如果把文昌庙拆了，就是断人前程。
这个时代断人前程，如同杀人父母。
拆了文昌庙怕是会激起众多士人的激变。
所以，文昌庙不能拆。
再说城隍庙。
远古时期，农业经济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常常显得软弱无力，一种潜在的恐惧心理使得民众往往把希望寄托于对图腾、祖先和自然神的崇拜之中。
人们通过一定的祭祀求得自然力和祖宗的护佑，在“万物有灵”与“天人合一”观念的支配下，出现了有关神灵的崇拜和祭祀仪式，逐步形成原始信仰。
城隍是中国原始信仰祭祀的自然神之一，从资料记载看，城隍神最早见于周代《礼记》天子八蜡中的水墉神。
《礼记·郊特牲第十一》有：“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
“大蜡八”是指什么？郑玄注云：所祭有八神也。许慎《说文》云蜡“从虫昔声……曰年终祭名者矣”。
唐宋时期，各地以有功于此的人为城隍，祭祀城隍的活动遍及全国。
到了明朝，明太祖朱元璋对城隍颇感兴趣，且认为前人对城隍的说法和祭法，不够严肃和隆重，于是重新钦定“城隍神的封号爵级”：京师城隍为帝；府城隍为“监察司民城隍威灵公”，官秩二品；县城隍为”监察司民城隍显佑伯”，官秩四品。
规定各级城隍冠带礼服也有差别，这一切完全是封建等级制度的敷衍，使城隍庙字像官府衙门一样阴森可怖。
御用道教也附会出一套理论，宣扬城隍老爷有权拘捕活人到阴间，死人的“阴魂”首先要到城隍庙去受审，更增加了城隍的神威，大同府的城隍也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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