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国的京都又被称作平安京。
公元794年由桓武天皇迁都至此，并以“平安”命名，寓意着和平、安定和繁荣。
这座城市的规划和设计受到了中国古代长安城的影响，被认为是模仿了中国唐朝的京城。
其建筑群呈长方形排列，朱雀路作为轴心贯穿南北，城市被划分为左右两京，即长安和洛阳，中间是皇宫，周围是居民区和商业区。
此外，平安京还借鉴了风水学的理念，选择了地势险要的地方作为都城，以避免自然灾害的发生。因此，京都不仅在地理位置上模仿了唐朝的京城，而且在城市规划上也尽力做到了与中国古代都城相似的效果。
不过，因桓武朝的建都和征夷两大事业半途而废，京内有的地方只修整了区划而来完成罗城等处的建设。
右京（长安）又是池沼星罗棋布的低洼地带，呈现一片“人家渐稀，几近幽墟，人去无回，屋坏不修”的景象。
因此，人家大都集中在左京（洛阳）四条以北的高岗干燥地带。
院政时期，又以流经左京极大路东面的鸭川以东白河为中心，建造了很多寺院和离宫，使得左京更加繁荣，因而倭国人总喜爱称京都为“洛阳”、“洛城”、“洛都”。
倭国的战国时期，那些大名带兵攻入京都被称为“上洛”。
李献忠这也是成功的完成了一次“上洛”。
由于战争的关系，此时的京都城内显得有些凌乱，街道上满目疮痍。
不过倭国天皇所在的京都御所依旧完好。
这里也成为了京都最后一个没有向华夏投降的地方。
无论是效忠于天皇的保皇势力还是依旧效忠于德川幕府的武士，此时都聚集在了东边的建春门。
尽管许多人此时已经是衣甲不整了，不过他们仍然手持着倭刀同铁炮，试图做最后的挣扎。
在这群残兵败将的身前则是一群手持棍棒的和尚。
倭国的僧侣与华夏不同，他们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
战国时代，许多寺庙都是拥有僧兵的，僧侣同藩国的大名都是有合作的，甚至可以将寺庙看做是一股政治势力。
毕竟倭国的政府远不如华夏的中央政权，无法将佛教去政治化，只能任由这些僧侣做大。
也正是因为倭国僧侣的地位特殊，所以李献忠才命令华夏军不要轻易的杀害倭国僧侣以免引起倭人更多的反抗。
此时这群僧兵居然不知天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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