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再次顿了顿，仿佛在整理思路，随后，更加“语重心长”，更显得“高瞻远瞩”：“同志啊，他们现在不肯说，恰恰说明什么？”
他自问自答，带着洞悉一切的了然，“说明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还远远做得不到位！”
“还不扎实，不深入！浮在表面！”
“没有真正走进他们的思想深处，没有触及他们的灵魂！”他仿佛一个掌握着精神世界钥匙的大师，点出了问题的“关键”。
“办案，”他再次强调，声音平稳而富于节奏，如同在传授某种秘诀，“不能只追求速度和进度！”
“那是本末倒置！”
“要追求什么？要追求效果！”
“要办成什么样的案子？要办成铁证如山的铁案！”
“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他描绘着宏大的目标，“怎么才算铁案？就是要让他们自己心服口服，低头认罪！”
他将这个过程神圣化了，也无形中为其设定了一个漫长无比的考核标准。
末了，他抛出了一个“关怀备至”、闪烁着“人性光辉”的建议，如同在完美的理论构架上加上了实践的金边：“必要的时候啊……可以让他们的家属，来基地里，进行亲情规劝嘛。”
他的语调变得柔和，充满了虚假的温度：“家人的话，有时候比我们说一千道一万都管用。”
“感情牌，往往是打开心锁的最后一把钥匙。”
“要注意方式方法，要体现组织对犯了错误的干部本人及其家庭的人文关怀。”
这最后四个字，他说得尤为清晰，仿佛在点题——这就是我给你们的核心“指引”。
电话那头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那沉默的几秒钟，仿佛被拉扯得无限漫长。
王海峰几乎能想象出话筒另一端刘援朝脸上的表情——那是一种混合了错愕、了然、荒谬感和深深的无力感的复杂神情。
这位在第一线与“顽固分子”日夜耗磨、身心俱疲的办案骨干，瞬间就听懂了这位高高在上的主管领导话语中那层层叠叠、欲盖弥彰的意图——既要做出办案的姿态，因此必须不断报告情况，又要确保案件不能有实质推进，所以必须拖。
这“既要……又要……”的微妙平衡，被王海峰用冠冕堂皇的词汇包装得滴水不漏。
随后，一个声音传了回来。
那声音像被秋霜打蔫了的枯草，疲惫到极点，失去了任何活力，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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