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Gy×3和8Gy×3的其他剂量联合PD-1抑制并不能显著控制肿瘤或提高生存率(图1e，f)。
通过联合治疗获得持久的T细胞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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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阐明不同放疗剂量的不同影响，我们在最后一次放疗后1d(放疗开始后第4天)检测了T细胞浸润和细胞因子的产生。在所有被检查的队列中，4Gy-RT显示在肿瘤胰岛浸润的CD8+T细胞数量最多(图2a和扩展数据图1a)，在HKP1肺中干扰素-γ+/肿瘤坏死因子-α+/CD4+T细胞和GzmB+/CD8+T细胞数量最多(图2b，c和扩展数据图1b)。这些4Gy-RT诱导的T细胞活性与其抑制PD-1的协同作用是一致的。越来越多的T细胞被招募到HKP1肺部，逐渐获得功能障碍的表型，表现为CD4+T细胞的效应细胞因子表达减少，如干扰素-γ和肿瘤坏死因子-α(扩展数据图2a，b)。为了确定4Gy-RT是否增强了原有T细胞的功能，我们用S1P受体抑制剂FTY720治疗HKP1小鼠，FTY720可以阻止活化的T细胞从淋巴结流出(扩展数据图2c)。正如预期的那样，FTY720治疗通过减少循环T细胞(扩展数据图2d)，将4Gy-RT的效果局限于肺部原有的T细胞。与对照组相比，FTY720取消了4Gy-RT增加干扰素-γ+/肿瘤坏死因子-α+/CD4+T细胞和GzmB+/CD8+T细胞的能力(扩展数据图2e)。因此，在FTY720处理的小鼠中，4Gy-RT和抗PD-1联合治疗的效果被取消(扩展数据图2f)。这些发现表明，4Gy-RT并不能重新激活TME中原有的功能紊乱的T细胞。
4Gy-RT治疗可激活TME中的肺驻留棒状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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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索4Gy-RT诱导抗肿瘤免疫反应的机制，我们检测了RT诱导的树突状细胞(DC)的激活。4Gy-RT治疗既没有引起肿瘤细胞死亡(扩展数据图4a)，也没有增加支气管淋巴结中CD103+交叉呈递的DC(扩展数据图4b)。接下来，我们对接受RT(0Gy、4Gy或8Gy×3)联合IgG或PD-1抗体治疗的HKP1肺进行RNA-SEQ分析。比较4Gy-RT组、0Gy(模拟)组和8Gy-RT(无效剂量)组在抗PD-1治疗前后的差异表达基因(P<0.0 1，倍增≥2和最小二乘平均≥5)。通过将IgG队列中4Gy-RT上调的基因与抗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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